公元249年，洛阳城外的高平陵，曹魏大将军曹爽陪同皇帝曹芳离开京城祭扫，城内却突然关闭了宫门。太尉占据武库，控制京师，并以“清君侧”为名，逼迫曹爽交出兵权。几个月前，曹爽还是辅政大臣；几天之后，他便成了阶下囚。
这场政变后来被称为高平陵之变。司马懿并没有立刻称帝，却掌握了曹魏的命脉。反过来看，公元220年，曹丕接受刘协禅让，建立魏国，同样是臣子取代君主。一个被称作“受禅代汉”，一个被骂作“司马篡魏”，差别究竟在哪里？
单从结果看，二人都改变了皇位归属。可历史评价从来不只看谁坐上了龙椅，还要看名分如何包装、权力怎样取得，以及后来给天下带来了什么。
曹丕的特殊之处，在于他接手的是曹操经营多年的政治和军事成果。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却没有在生前废掉汉献帝。到曹丕继位魏王时，曹魏已经控制北方大部，汉王朝只剩下一个象征性的皇帝和一套名义上的朝廷。
因此，曹丕并不是从一个仍能实际统治天下的汉室手中夺走江山。汉献帝有皇位，却没有军队、财赋和行政控制力。曹操父子早已成为事实上的统治者，禅让更像是把事实权力改造成法律名分。
当然，这并不意味着曹丕没有受到批评。汉室旧臣中有人拒绝合作，后世儒者也常把曹魏视为“篡汉”。只是曹丕采用了完整的禅让仪式，反复推辞，再由群臣劝进，最后接受皇位。刘协被封为山阳公，待遇也被刻意安排得较为体面。
这套程序很重要。
在重视宗法和名分的时代，杀君自立与受禅称帝，政治效果截然不同。前者容易被视为弑逆，后者则可以借尧舜禅让的古典传统，为权力更替披上一层合法外衣。曹丕未必真有谦让之意，但他懂得怎样让天下人“看见”名分。
司马懿面对的环境却不同。曹魏并非已经失去统治能力的空壳。曹丕、曹叡在位时，政权运转相对稳定；曹叡去世时，曹芳只有八岁，司马懿与曹爽共同受命辅政。换句话说，司马懿本来就在皇帝身边，是接受托付的臣子。
公元249年，曹爽一行离开洛阳前往高平陵，司马懿发动政变，控制了都城和宫廷。他给曹爽送去保证，声称只要交出权力便可保全性命。曹爽最终放弃抵抗，回到洛阳，却仍被司马懿以谋反罪诛杀，党羽也受到牵连。
这件事最刺痛后世的地方，正是“受托而反”。曹丕取代汉献帝，至少可以说是在夺取父亲已经掌握的天下；司马懿则是在曹魏的制度内部夺权。他不是外部诸侯，也不是另立旗号的反王，而是曹魏多年重臣、辅政大臣。
有意思的是，司马懿本人并未称帝。公元251年，他病逝于洛阳，直到公元265年，其孙司马炎才迫使魏元帝曹奂禅位，建立西晋。严格说来，司马懿完成的是夺取曹魏政权的关键一步，真正废魏建晋的人是司马炎。
可在传统史观中，祖先埋下的因果，往往会由后代一并承担。司马师废掉曹芳，司马昭掌控朝廷，司马炎最终代魏，这条权力链条被视为同一场“篡魏”。司马懿虽然没有亲自登基，却被认为是始作俑者。
更大的问题在于结果。曹丕代汉之后，魏、蜀、吴三国鼎立，天下依旧混战，并没有马上实现统一。但曹魏在北方维持了相对完整的政权秩序，屯田、选官和军事体系仍在运行，后世常把它看作结束东汉长期混乱的一种力量。
司马氏则不同。西晋灭吴完成统一后，很快陷入宗室争权。公元291年至306年的八王之乱削弱了中央，随后北方局势失控，西晋在公元316年灭亡。统一没有转化为长期安定，反而迅速滑向新的大规模动荡，这自然加重了后人对司马氏的负面判断。
还不能忽略史书由谁书写。西晋继承曹魏，必须证明司马氏夺权具有正当性，于是司马懿被塑造成“晋室开基之祖”；东晋、南朝及后来的史家，又常从忠君伦理出发审视高平陵之变。政治宣传与道德评价叠加在一起，司马懿便很难摆脱骂名。
曹丕的名声相对复杂，并非无人指责；司马懿的名声也不只是因为“篡位”二字。一个借禅让把事实变成名分，一个以政变撕开托孤关系；一个接住的是父辈打下的权力，一个夺取的是自己原本效忠的政权。再加上西晋短命、八王之乱和五胡入中原，后世的判断，便逐渐倾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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